一

    第一次接触《乡村空间》是在两年多前。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忠民积累的照片还不多，只有三十来张，但忠民明确地告诉我，希望沿着浙江“新农村建设”的脉络，以自己生活的县域为核心，逐步扩展，对整个浙西南地区农村的地标性建筑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与影像采集。他很严谨，对项目的整体推进方式、结构方法、表现形式、技术策略等都有所规划。他也很自信，当我们讨论到是否需要特殊光影、后期处理时，他坚定地表示：全部在阴天采集，以确保影调的统一；使用移轴镜头拍摄，以解决透视变形问题……随着项目的推进，他的观察和思考也进一步深入：最初的“新农村建设”考察计划变成了对内涵更为丰富、结构更为复杂的“乡村空间”的探索；最初的地标性建筑采样发展成了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全方位审视与观看。

    除了严谨与自信外，忠民给我的印象还有勤勉与执着。说起来，我跟忠民认识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每一次的重聚几乎都与摄影培训相关。在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历次中青年摄影人才研修班上，总能见到忠民的身影；在浙江摄协组织的各个名家摄影工作坊上，忠民不是作为学员，就是作为旁听生，几乎未曾缺席过。忠民兴趣广泛，书法、写作俱佳，且爱读书，所看之书不限于艺术，涉猎颇广。可以这么说，忠民是随着浙江摄影转型而逐步成长起来的浙江本土摄影师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名公务员，忠民外出拍摄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精准的定位与缜密的计划就显得格外重要。从他选择调查的切入点到采取渐进式的拓展方式，从确定技术线路到统一语言风格，都不难看出忠民独具匠心的设计和严密有序的推进能力，这是忠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一点来讲，虽然实施的时间不长，《乡村空间》仍可以说是忠民多年来思考探索，不断沉淀思想和积蓄能量的代表之作。

二

    “十一五”期间，中国很多省市都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社会普遍将其概括为“美丽乡村”，其规模犹如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以“安吉模式”为重要标志，“美丽乡村”建设在生态、建筑、村容、旅游开发等方面都有一些特定的范式。发展到今天，“美丽乡村”建设几乎已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而开发旅游业逐渐成为建设“美丽乡村”必备的“药方”之一。了解这一背景对解读《乡村空间》至关重要，因为《乡村空间》采集到的所有影像都是“新农村建设”行动之后各地乡村具有“美丽乡村”样貌特征的空间对象。

    广义上来讲，真正的乡村空间应该包括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还有从公共空间向私密空间过渡的“灰色空间”。忠民的《乡村空间》涉及的主要还是乡村的公共空间。乡村的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交流活动的公共场所，既是具物质性质的实体，也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而乡村文明又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由此引发开来，乡村公共空间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地标性建筑那么简单，它的意义涉及村落文化、历史记忆和乡愁情感的承载，具有文化规约、社会认同、情感寄托、心理慰藉等重要功能。换句话说，关注乡村公共空间其实就是关注乡村乃至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而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又无不体现着主体性权力的到场，因为涉及公共资源的协调与配置，自然会牵涉到国家权力的介入，此时乡村公共空间又与乡村的政治与民主，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等国家发展战略关联了起来。

三

    前不久，我应邀在浙江作过两次演讲，题目都是《本土摄影的脉络与路径》，其中就谈及对乡村空间的审视与观看问题。所谓“本土摄影”，无非强调关注并梳理历史遗产、公共意识和共同记忆这些涉及“本土”概念的文化脉络。用通俗一点的关键词来指代，就是“成就”“共识”与“记忆”。在“成就”之下，包括历史政治语境、地域社会语境与当代问题语境三个维度；在“共识”之下，包括公序良俗、审美约定与价值共享三个维度；在“记忆”之下，包括血脉相承、文脉延续、家族守望三个维度。这些关于“本土”的文化脉络，其背后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乡土文明发展与变迁的思辨与实践，它们是支撑本土摄影作为独立摄影形态存在的核心价值所在。

之所以要提本土摄影，是因为忠民的《乡村空间》正好涉及本土摄影所强调的关注与梳理乡土文化脉络并在当代问题语境下呈现作者对乡村空间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思考与观看。另一个巧合是，《乡村空间》的第一次公开展览是在一次与本土摄影相关的工作坊成果汇报展上，那次展览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浙江摄协首次将“关注本土摄影”作为一种态度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而《乡村空间》则是那次展览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故此，在我看来，《乡村空间》是可以给关注本土摄影的人带来很多启发与思考的。

    其实，采用影像调查的方式进入乡村空间，对乡村社会进行探究，近几年在浙江部分地区正逐渐形成热点。这当然与浙江乡村近年来的急剧变化有关，也与浙江摄影界逐步达成的关注本土文化的共识有关。但仅有关注的意识与创作的热情显然不够。很多摄影人以观光客的视角，游猎于乡村农舍与田间地头之间，捕捉所谓的“有趣瞬间”或“特殊光影”，满足于“有点意思”。大量碎片化的“田园美景”与“农家小照”将复杂的乡村文化内涵抽象为清一色的乌托邦式的“幸福招贴”，这其实是一种特别令人担忧的对今日巨变中的乡村空间盲人摸象式的观看方式，它遮蔽了对更为重要且极其丰富的乡村文化深入探索的脉络与线索，也主动放弃了摄影对世界本源进行探索的精神与权利。

    对本土摄影师而言，今日的乡村巨变有众多值得关注的话题。比如，农业经营方式的调整涉及的土地资源所有者、使用者与收益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乡村政治与民主的发展对乡村公共空间建设与营造的影响问题；乡村社区化后的制度性与认同性以及精神离散的问题；乡村巨变后的情感、习惯、记忆的寄托与归宿问题；撕裂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的自然与情感纽带之后，乡村如何重新找回认同感的问题；由乡村旅游引发的农村逐利行为正在悄然带来改变的乡村空间为谁服务的问题等。说到底，作为本土摄影师，如何系统性地思考显然要比如何保持创作热情更为重要；如何秉持一贯的问题意识对乡村巨变保持一种理性观看显然要比盲目地“扫村”或“追光逐影”更为重要；如何认真地调查研究并逐步地深入剖析显然要比总是梦想着通过撞见什么特殊“奇遇”更为重要。这也正是我从未将《乡村空间》视为摄影创作项目，而是直接看作影像调查项目的真正原因。因为只有处在调查的状态之下，坚定的学术信念与真诚的学术态度才有可能被秉承并坚持，摄影师才有可能将个人性情置于理性与真诚之下，用影像调查积极回应乡村社会变化。在整个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忠民始终处于高度的理性状态，用心采集，细心整理，精心编辑，这才有了这一版以区域性的乡村空间为对象，具有完整的框架体系结构，能提供丰富的思辨与对话入口的影像调查样本。

四

    讲到影像调查，就不能不谈一谈《乡村空间》的影像风格。

    为什么要在散射光下拍摄？为什么要用移轴功能？画面中为什么没有活动的人物？为什么要统一正面框取建筑对象？相信认真研读过《乡村空间》的读者都会提出这些疑问，也正是这些被刻意规整强化的语言模式构成了《乡村空间》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其实，让摄影师放弃技术炫耀，放弃那些既有瞬间又有光影的“生动”照片，转而采用一种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静态拍摄方式，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摄影师有更高的见识与更强的自信，还要有对拍摄对象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视觉创意的高度自觉。

    从摄影创作的角度而言，照片是信息的载体，作者可以添加任何所谓“生活的瞬间”，甚至可以安排让人“喜闻乐见”的情节。但对调查摄影师而言，调查项目信息的获得、加工和使用则一定要遵循妥适性与充沛性原则。也就是说，既要极力阻止可能干扰正确读取和研究对象的“意外”情节发生，也要避免因过于主观或采样不足而引发的碎片化解读。在取证与诠释的过程中，任何“意外”的情节以及任何偷窥式的匆匆一瞥，都可能成为读者误判对象的根由。如果说以摄影面对当代乡村变迁这一特殊对象，越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观看越是真实、妥适和有效的，那忠民采用了接近于“无表情外观”的观看方式，刻意选择柔性的阴天，刻意避开人们的活动，刻意采取正面的直视，以杜绝任何可能的“情节”与“情绪”干扰对内涵极其丰富的“美丽乡村”的观察与思考，不能不说是非常明智且十分有效的。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Merton）发现，尽管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是杂乱无章的，充满了直觉、失误、曲折和巧合，但在最后的表述文本中，这些细节都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常纯粹、干净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各个事件、情节、范畴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必然的联系。默顿由此感叹，一个权威的结论有时往往比老老实实的疑问更有害。面对当下日渐兴盛的影像调查之风，如何避免片面理解与主观臆断，如何尽最大努力保持影像的原生性与问题线索，《乡村空间》做了很好的示范。

2018年7月21日于杭州源上居

    注：本文是摄影评论家、策展人沈珂老师给郑忠民著《乡村空间》（浙江摄影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写的评论文章，被收录于该书中。

    【相关链接】

    郑忠民《乡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