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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的风采

郑忠民

    

    肖像摄影定格人物的相貌及其境况,在时间流逝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我们可以从肖像中人物的面貌、妆容、表情、姿势、服饰、环境以及多人肖像的人物关系等,分析解读出人物的生存状况、精神风貌及其社会文化属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肖像集合构成一个庞大的影像资料库,展示和呈现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光辉历程。这是毋庸置疑的。

肖像的采集及其意义

    20世纪初,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拟定了拍摄德国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人们的肖像的宏大计划《20世纪的人们》。1928年,出版肖像摄影作品集《时代的面孔》。摄影集后来被纳粹政府销毁。1933年,出版《德国的土地,德国的人民》。纳粹政府收缴了这部摄影集,销毁了桑德家中的大部分底片。1946年,桑德苦心经营20年的4万张底片被抢劫者纵火焚毁,《20世纪的人们》这部未曾谋面的巨著就此成了世纪的遗憾。如今留下的桑德的肖像摄影作品穿越近百年的时光,仍然透出平淡的优雅和坚定的力量。

奥古斯特·桑德《时代的面孔》

    1997年至1998年,德国摄影家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1954—2019)在中国各地行走,拍摄了《中国肖像》(Portraits Made In China),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给各阶层人们生活的变化。比如城市打工族回到农村,将城里的妆扮、衣着等时尚带回家乡,却显得与其农民的身份以及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无独有偶,十年后,2007年至2008年,瑞士摄影家马蒂尔斯·布莱斯勒(Mathias Braschler)和莫妮卡·菲舍(Monika Fischer)夫妇俩行走中国,拍摄了各种社会背景的中国人肖像,形成专题《中国》(China)。值得思考的是,2017年至2018年有没有摄影家这么大规模地拍摄过中国人的肖像?如果没有,那这十年的中国肖像是不是就缺失了?中国的摄影家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项目?人家“老外”还大老远跑中国来拍摄呢。

迈克尔·沃尔夫《中国肖像》

马蒂尔斯·布莱斯勒和莫妮卡·菲舍尔《中国》

    当然,这样的拍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范围太广,执行难度较大。那是不是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类群体肖像来做呢?不一定要限制拍摄的地域,根据本人工作、学习、生活的便利条件拍摄特定的熟悉的群体,这是容易做到的。集合大家拍摄的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的肖像作品,就是这个时代的生动写照。

肖像解读的复杂性

    值得探讨的是,摄影具有“复制”现实世界的技术特征,那么肖像摄影能准确表现被摄人物真实而详尽的生活状况,进而解读出其品格、脾性、身份、职业、信仰、喜好、文化程度等丰富而详实的信息吗?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比较困难的。

    在拍摄肖像时,每个被摄人物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潜在的观众,从而把自己不愿让人看到的那一面隐藏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群体中展现着不同的自我,在拍照时也一样。我们不能说这不同的自我就不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丰富性、多面性和复杂性的体现。这就导致对肖像照片进行分析解读的复杂性,更何况摄影只能拍摄下人物的外貌、着装、神态、姿势、动作、场景等相对表相的内容,而不能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背景。对摄影家来说,既要拍摄下被摄人物希望展示的形象,又要运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技术水平,展示创作创新的风格特点,故而不同的摄影家对同一个人物会有不同的拍摄手法、方式、风格、效果等,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拍摄结果。所以,一张肖像照片就是摄影家和被摄人物“合谋”的结果。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肖像作品创作完成,展示给特定的观众时,观众会基于自己的学识修养和文化背景,对此作出不同的解读。在肖像摄影中,摄影家、被摄人物、观众三者共同参与,才形成完整的创作作品,任何一方都希望别人能看到自己希望别人看到的那种模样和风采,这就给肖像的解读带来困难,而这正是肖像摄影的魅力之所在!

    于是,肖像摄影成为一种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和手段。在各种各样的宣传照片中,政治人物、影视明星、先进个人等都利用了肖像的这个特点,向公众展示自己美好的形象,传递有关重要的信息。至于画面中缺失的信息,是可以用文字来补充说明的。这并不影响一幅优秀的肖像摄影作品自身散发出的独特而迷人的魅力。

合影及自拍

    合影是肖像摄影的重要类型。合影中的人物具有特定的关系,如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邻居,以及具有共同的爱好、信仰、志业等的群体,是相互之间熟识并由特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合体,陌生人之间是不太会去拍摄合影的。普通人与名人、追星族与明星之间看似不太熟悉,他们的合影却是一种社会公众人物与普通大众隐含关系的呈现。于是,合影的这些特点使得合影具有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价值。美国摄影家理查德·雷纳迪(Richard Renaldi)在街上随机找两三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请求他们在一起拍摄一张自然而亲密的照片。他的专题《接触陌生人》(Touching Strangers)是对合影内涵的一次突破,是对陌生与亲密关系的一种探究。

理查德·雷纳迪《接触陌生人》

    王劲松的《标准家庭》和《双亲》以普通家庭合影照的形式,呈现了那个年代国家人口政策之下的家庭结构形态,并蕴含集体主义之下国人的精神面貌、审美趣味、家族遗传等丰富的信息。当这些家庭合影照密集排列时,其观念性和评价性油然而生,单调的影像加上单调的展示方式,隐喻了单调的家庭形态和固化的社会结构,引导观众从现实状况出发,展开对于民族未来的思考。

王劲松《标准家庭》

王劲松《双亲》

    我们可以从一张合影中解读出权力的秩序。在中国的传统大家庭中,往往是长辈,特别是男性长辈(包括祖父辈、父辈)位居合影前排居中的位置,表明他们在家庭中的实际权力控制地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合影也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往往站在父母中间,成为画面的中心,这表明家庭的秩序已转变为以孩子为中心了。进入移动互联网和全民摄影时代,合影的拍摄慢慢转向随意,人物排序不像以前那么讲究了。同理,有领导参加的合影的排位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的,非常讲究,最高级别的领导位居前排中央,其他领导按照级别大小分列左右。

    肖像摄影提供了观察他人、思考人生、探究社会的机会,也让摄影家有了以自己为对象展开影像探索的可能。自拍不仅仅是为了拍下自己的一张肖像,而是借此展开有关人性与现实问题的深入探究。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看似简单而随意的自拍,也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当今不断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生动写照。

肖像摄影的主题和形式

    在肖像摄影中,除了抓拍外,摆拍、置景、编导的拍摄方式也是常用的,这不但在艺术摄影中是这样,在实用摄影(如新闻人物摄影、商业人像摄影等)中也是允许的。那么,除了这些拍摄手法和表现方式外,肖像摄影还有哪些可能性?

    张巍的《人工剧团》包括《大明星》《领导者》《不知名妇女肖像》等几个系列。摄影家先拍摄众多普通中国人的肖像,然后选取娱乐明星、政治人物、经典绘画人物等的形象作为制作对象,应用电脑合成技术,将普通人的身体局部重新进行拼贴组合。利用人们与经典人物形象之间的微小相似点,包括五官、肤色、头发等细部特征,通过人工互换转化,呈现崭新的虚拟肖像。

张巍《人工剧团》之《大明星》(迈克尔·杰克逊)

张巍《人工剧团》之《领导者》(切·格瓦拉)

    不管是明星,还是伟人,他们本身都是普通人,是时代成就了他们,也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造就了他们。而虚拟的肖像就像舞台上、游戏中的英雄人物,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幻象。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忘却现实的残酷和无奈。作者借此探索真实与虚拟、现实与虚幻、真理与虚构的关系。

张巍《人工剧团》之《不知名妇女肖像》

    那么,这样用电脑技术拼贴合成的虚拟肖像还是肖像摄影吗?对此,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重要的是,摄影本无界,且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肖像摄影与观念摄影、当代艺术的互涉与融合早已不是问题,自然可以吸收借鉴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表达身份、真理等精神层面的议题。

    肖像摄影,可以是社会纪实、文化研究的方法,可以是人性探索、观念表达的媒介,也可以是边界突破、影像实验的利器。

(2019/6/8写,发表于2019/6/25《中国摄影报》第3版、2019/6/26《人民摄影》报第15版,

《中国摄影报》改题名为《肖像摄影的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