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的一次影友聚会上，我先后抛出三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您的年拍摄量有多少张照片？

    二、这些照片中有多少用起来啦？

    三、它们的主要用途有哪些？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进入数码摄影时代后，由于拍摄成本的降低，平常拍得很多，基本都有上万张，多的有两三万张，摄影记者和野鸟摄影师则会更多些。不少影友喜欢用手机随时拍摄。

    关于第二个问题，照片使用率普遍很低，很少有上千张的。大多数照片拍好后，再也没有去翻看，更别提使用了。
关于第三个问题，照片的主要用途是分享交流、参赛参展，其次是发表，再次是出版，极少数能销售，进入收藏市场对普通影友来说比较遥远。

    这就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有必要拍那么多的照片吗？

    在胶片摄影时代，普通影友的拍摄量是不多的，要想好了才按下快门，很少用连拍功能。按快门就像是抛出白花花的银子，心疼啊！那些年我外出拍片，为了节约胶卷，快门都要省着按，尤其是胶卷价格和冲洗都较为昂贵的反转片，只有遇到特别好的场景才会拍摄。那时一年能拍摄七八十卷三千来张照片，就是天大的数字了。如此谨慎地拍摄，虽然成功率会大大提升，也会产生副作用。现在看来，不少影像过于拘谨，不够生动自然，而且错过了不少值得记录的珍贵瞬间。

    后来数码相机出现了，尽管前期的器材投入并没有减少，由于存储卡的重复使用，使得总的拍摄成本大为降低，拍得越多，单张的成本就越低。2005年开始用数码相机后，受胶片摄影的影响，加之存储卡容量不大，我拍得不是很多。渐渐地，我放开手脚，越拍越多。对于一些拍了也明显没啥用处的场景，往往会想：“反正来都来了，拍下来再说吧。”一天出去拍摄数百近千张是常事，有几年的拍摄量达到两三万张。电脑存不下了，不断增加更大容量的硬盘。为了备份照片，又先后购买了不少大容量硬盘。

    后来走入专题摄影之路，我的拍摄量又大为减少了。一般都是经过调研、思考，确定专题的主题、内容、表现形式、呈现方式、传播渠道等，再着手拍摄，尽量做到拍一张就要成功一张。

    至于照片的用途，玩“沙龙”的那几年，参赛参展以及发表多一些。2007年转入纪实摄影，特别是专题摄影后，搞展览多一些。深度的专题可以编书，如《老街上的能工巧匠》《乡村空间》，一本书的照片也就百来张。也会把自己的作品发到网上交流。总的来说，照片的利用率极低，一年也就一两百张吧。有的作品和专题会重复利用。除了初步挑选出来的照片外，其它照片拍好后几乎不会再去看了。

    现在是全民拍照时代，世界上每天会产生多少照片，谁也说不清楚。它们大多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储在自家的硬盘里或者网络的服务器上。试问，如果你每天大量拍摄照片，除了给“影像海洋”贡献些虚无的数据外，有何其它的意义？当你把照片大批发到网上，又有多少人看？再远一点，你给后人留下了一堆的硬盘，谁会来细细翻看？如果只是体验过程，图个快乐，无可厚非。但这不是摄影的创作态度和方式，想在摄影上有所突破有所成就，是不是该换个玩法？

    “怎么拍”，“拍多少”，没有规定，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摄影的实践性很强，多拍有利于锻炼观察、提炼、抓拍的技术水平，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如此。摄影记者、野生动物摄影师等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大量地拍摄。一些摄影家以高产而闻名，如日本摄影家荒木经惟几十年如一日地拍摄，目前已编辑出版了500余本摄影集。不少摄影家、摄影师会随身携带相机随时拍摄。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大众的随时随地拍摄成为现实。个人以及家庭影像的即时记录及其影集的丰富完善本身具有珍贵的纪念意义和重要的文献价值。有的时候，量的积累确实会引起质的改变。从大量的拍摄中挑选、编辑出一组不错的作品，甚至获奖、发表、展览、出版，都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想一想：我的照片拍下来是做啥用的？是拍了再整理编辑，还是先想好了再拍？如何把个人家庭的影像记录转变为社会大众的公共记忆？如何把日常的随性拍摄（如街拍）转变为有目的有计划的创作活动？“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该如何选择？

（2016年5月26日写，发表于2020年8月26日《人民摄影》报、《丽水摄影》2016年第4期。）